1948年12月，“华中轮”抵达丹东，上岸后的合影。由左至右：1翦伯赞，2马叙伦（民主促进会），后3宦乡，4郭沫若，5陈其尤（致公党），后6许广平，7冯裕芳，后8侯外庐，9许宝驹，后10沈志远，11连贯（中共） 后12曹孟君（王昆仑夫人），13丘哲，14丹东中共领导。
1948年11月，民主人士在“华中轮”上合影，左起：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曹孟君、侯外庐。后排为本文作者周海婴。
1947年，马叙伦等民主人士在上海杜美公园。
1948年，母亲许广平在香港沈谱家编毛衣。
1948年10月，上海霞飞坊我家附近的“小贩”。
编者按
在迎接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之际，鲁迅之子周海婴饱蘸笔墨，深情忆往，特别撰文，重现六十年前一段鲜为人知的“航向新中国”旅程。
文中许广平、郭沫若、马叙伦、沈志远、翦伯赞、侯外庐、沙千里、李济深、蔡廷锴、章伯钧、朱学范、章乃器、邓初民、孙起孟、洪深等众多民主人士一一出场，各展风采。周海婴先生还将自己拍摄的许多珍贵老照片首次公开发表。
1 孤岛
孤岛时期，母亲曾带我参加过民主人士的“星期六聚餐会”和“星期二聚餐会”。
上世纪40年代上海沦为孤岛后，母亲许广平的社会活动并未停止，她曾带我去参加过两个座谈会，分别称为“星期六聚餐会”和“星期二聚餐会”。
前者范围窄人数少，都是进步人士，如胡愈之、巴人(王任叔)、吴大琨、冯宾符、周建人等。会议常邀请党内人士讲述国内外形势。他们开会时并没有支开我唤我去一旁玩。座谈会为了隐蔽，总是觅敌人容易疏忽的、静僻的公共场所举行。大家在饭前二小时左右陆续到达,常去的地方是功德林素菜馆、八仙桥青年会楼上的西餐部和一个记不得名称的和尚庙。聚餐费是按名头出份子，但我常吃白食，大家并不让母亲交两份餐费，席上也不对我有丝毫的年龄歧视，照样在圆桌上占个正位。饭后散去时，为了保证我们母子安全，总是安排我们在中间时段离开。
据褚银先生的文章回忆，另一个“星期二聚餐会”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一个外围进步政治组织”。也是由各人自出聚餐钱，会上请一人主讲当时的时事和形势，然后大家漫谈。经常出席的除严景耀外，有沈体兰、吴耀宗、张宗麟、陈已生、林汉达、冯宾符、郑振铎、雷洁琼、赵朴初等。记忆中每次参加的人数大致是六至八人，似乎是大家轮流参加的。凡是在寺庙里座谈，赵朴初必到，或许是他出面向住持借的吧。他们在座谈时，我便溜到大殿、偏殿，东张西看，那里一个香客都没有，大概这个时间是“闭庙”吧！
2 离沪
形势紧张下，母亲和我在“民主促进会”安排下，由陆路离开上海。
1948年秋，形势益发紧张，国民党的假民主面目已彻底暴露，母亲的“鲁迅夫人”身份，难以保障她的安全。我那年已19岁，正热衷于无线电收发技术，曾经做过空中无线电话的联络，并经考取执照和“c1cyc”呼号，还参加了“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
曾有两次，便衣敲门，开门后直冲我家三楼亭子间，来查看我的无线电设备。直至看到墙上贴的电台执照，才嘟嚷着不情愿的离去，满怀希望来却扑了个空，自不甘心。地下党的徐迈进同志为此告诉我母亲，要我再也不能玩无线电了，赶紧收摊。我就把无线电接收机和发射设备转移到我的朋友王忠毅处保管。
我们住的霞飞坊本是个小贩随意进出叫卖的开放型弄堂，但到了十月中旬，有“收旧货”的、“贩卖水果”的和“补锅修锁”的铜匠担，不沿弄堂走动招徕生意，却坐在我家后门口安营扎寨，甚至此走彼来，前后衔接。从厨房望出去，这批人的打扮和神情分明不像是小贩。
这时，“民主促进会”的领导马叙伦等人已经撤退到香港。我党在港的领导方方、潘汉年、连贯等同志就与马老计划让母亲和我脱离危险的方案。离开上海有海、陆、空三条路线，选哪条妥当颇费斟酌。在此之前已经有人陆续赴港，国民党方面开始警觉，海、空这两条路线被控制和监视。加之富商和国民党党政人员都走的这两条路，母亲这些年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因此难免会有人认出她。于是，选择从陆路走。
地下党和民主促进会由此确定了铁路和公路的两套方案，并挑选了民主促进会的吴企尧先生负责护送我们母子走，他对这条路线很熟悉，沿途的人际关系也多，外貌神态又像个公馆里的大管家，他扮作母亲的随从不易露破绽。他还找了同行的伙伴，是一位真正的纺织界商人，与我们可说“五百年前同一家”，也姓周，我们称他周先生。他的大名直到近来才知道叫周景胡。但那时是不便乱打听的，只知道他开纺织厂，生产高档西装毛料。周先生的妻子是吴企尧的亲姐姐吴圣筠，她的年龄和母亲接近，我们就装做一起到南方去做生意。吴企尧还关照母亲，沿途要多谈生意经，比如“买进卖出美钞银元”，还可以谈些“烧香拜佛求菩萨显灵保佑大家这一趟发财”那类话题。文字书本一概不带，免受注意。临行我忍不住在书摊上买了一本侦探杂志，在长途汽车上翻看，就遭到车上人的侧目注视。可见当时眼线到处都有。我们离沪的日期定在父亲忌日的前一天。按习俗，这一天家里总是要去上坟祭扫，监视方面自然会放松些。
临行前一天，母亲把家里的事做了安排：委托鲁迅全集出版社账房邵先生和她子侄辈亲戚许寿萱照料一切。母亲只对他们讲要“出趟门去”，也不说方向和归期。在这种时势之下，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家里所珍藏的父亲文物和书籍、遗物都是抗战前期的，如果国民党来查，估计也找不出“现行罪证”，这倒可以放心；若能不遇到打仗、火灾之类的天灾人祸，全部收藏得以保存下来，这自然是万幸了。
走的那天，母亲化妆成一个阔妇人模样。母亲向来不施脂粉，这回搽了厚厚的红唇膏，还拿着手袋。当日气温并不低，却穿上了薄大衣。我穿上半截西装，手提简单衣物。好在目的地是亚热带的香港，冬天不会很冷。到了下午，一辆出租车直接开到前门口，就这样，我们悄悄的走了。
不想，这一次离别，竟就此告别上海，定居北京，至今已有六十余年了。
3 羁旅
这可谓是一次艰难之旅，从上海途经南昌、长沙、广州等多地最终到达香港。
我们的出租车直奔火车站，一路平安地到了火车站，登上开赴杭州的火车。到了杭州，有当地佛教界知名的杨欣莲老居土接站，杨居士领我们到头发巷里的节义庵住宿。庵内清幽寂静，香烛缭绕，仿佛进入了超凡脱俗的境界。
第二天早晨再搭火车去南昌。次早到南昌，游览了东湖、滕王阁等地的名胜。
从南昌动身，不是直接南下广州，而是绕了一个弯，转道先去长沙。为什么要那样走？自然是有道理的。我们也不方便多打听。反正这一路住宿坐车，全由吴企尧先生一手操办策划。
从长沙到广州，乘坐的是长途汽车。也许是为了在车顶多载货物行李，这里的汽车车厢造得很低矮，沿途的公路又凹凸不平，以致车身不仅在不断地“筛沙子”，还上下颠簸，乘客是头上吃栗子，屁股打板子。母亲恰遇更年期，月经的流血量很多，到了站头几乎迈不开步。
进入广州，在一个嘈杂的小旅店住下。这旅店的客人看来三教九流都有，大白天公然兜揽“姑娘松骨”的色情生意。母亲本是广州生长的，现在重返故地，自然成了大家的导游。她首先带领大家去看她高第街的旧居。为怕被亲戚认出，避免额外的应酬，只在屋外绕了一圈，便匆匆离去。我们还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和荔湾、沙面这些地方去浏览。不久，吴企尧先生以高价从黑市买到去九龙的飞机票。
到达九龙后，我们还转道去澳门参观了一家大赌场。小赢便走，一顿饭钱大概不成问题。随后，我们平安抵达香港，这次长途行程，便告结束。但有一事这里必须一提。此次南下，一路上没有让母亲出过什么钱，吴企尧先生事先也没有说要共同负担旅费，因此母亲以为既是地下党通知我们离沪的，这路费必然也是党所提供的。几十年来我们都这样认为，一直心安理得。但近悉吴先生有一篇回忆文章，讲到此次南下所费一切竟是他姐夫周先生所资助。这样的话，今天我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和回馈感谢了。
4 等待
在香港的日子，享受了片刻的安逸，但等待的日子让人有些忐忑不安。
一到香港，我们骤然轻松，我们的住宿地，地下党安排在跑马地的一所居民楼里。我们刚进入居民楼，就受到一位女土的迎接。她比我年长四五岁，是沈钧儒的小女儿沈谱，丈夫就是著名记者范长江。她让母亲和我住进一间早已收拾干净的房间，两床一桌，很简单。
当晚，方方、潘梓年、连贯来探望（后来的日常联络人是徐伯昕）。从谈话中我方知，此行并非暂居香港，而是要等待机会北上。至于需要等多久，是几个月或许半年，他们没有透露，母亲也不便询问。
回过来看，母亲和我到香港，一方面躲避国民党将要下的毒手，另一方面随着解放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中央及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建立新中国———倡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发专电给香港的潘汉年转送李济深和沈钧儒，邀集北上哈尔滨，筹建新政协。
党中央毛主席的邀请信，在香港和国内外民主人士中，受到极大的欢迎和鼓舞，从香港、欧美等地纷至沓来的知名人氏聚集沈阳，便是铁的证明。
这时，母亲就有了件烦恼事：出发时我们不曾带冬衣。东北地区我们从未去过，只知道冷得会冻掉耳朵，南方人本来怕冷，而我又是个十几年的老气喘病，突然要去这天寒地冻的地方，能不能受得了，真是个未知数。若是自己购置寒衣，这笔置装费肯定不少，我们初来乍到，又该到哪里去筹措？但几位领导和徐伯昕都不曾对此有所明白交待，又不便细问。
母亲只能心里着急，从上海虽带来一点零钱，但只是少量的几张美钞。要靠它置办寒衣，显然是不够的。母亲还进而想到：战争的进展速度，谁也无法估计(可见我们当时对形势了解得多么少!)，要是在香港久待下去，若没有正常收入，我们的生活怎么办？我的学业又如何继续？直到以后，我们才逐渐知道，其实这一切组织都会周到地考虑的，只因地下党纪律严，哪怕细枝末节，未到时候都不便向你透露。
我们就在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中等待着。每天的午晚餐由沈谱提供，佣工烧煮。吃的是广东口味的家常菜，如咸鱼蒸肉饼、清炖鲩鱼、芥兰之类。
其实那时居港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不少，既然领导人和徐伯昕没向我们说起谁的地址，母亲也不便贸然打听。但何香凝何老太太，我们是必要去拜访的。首先是因为何老太太向来为母亲所敬爱，相互的关系本来又挺亲热，再说何老太太在香港是半公开的，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视她为眼中钉，派特务监视，但她是国民党元老，也奈何不了她。鉴于此，地下党才允许母亲前去探望。当我们进到何府，只见老人正端坐在桌前兴高采烈地玩麻将牌，因此，虽在香港初次见面，也不能多说什么，仅是嘘寒问暖而已。在平时，母亲总是深居简出，凡必要的生活用品多数由我去采购。
5 离港
要离港时，很多民主人士来送行，没想到在他乡遇到那么多故知。
大约等了十多天，终于通知要出发了，目的地是哈尔滨。连贯送来一些港币，供买寒衣和衣箱，也没有详细说明该买些什么，一切由我们自己安排。这购置冬衣的任务便落到我的身上。
香港有旧货街，商店鳞次栉比，门面有大有小，出售的衣服有挂有堆，任凭挑选，价格低廉。我先逛了一圈，回来向母亲汇报。我还告诉母亲，在路上突然见到一位熟人，衣着鲜亮，一身本色纺绸短衫裤，神态飘逸，像煞广东的公子哥儿，原来他是连贯同志。我们边走边聊。这回他比较详细地告诉我还有几天离开香港和一些要做准备的事。母亲和我这才心里有些底。
我想到去东北解放区，除了衣物，照相机必然有用，愿意以此为新中国而小作贡献，拍摄些具有新闻价值的照片。母亲也支持我的愿望，就把购买寒衣的预算设法压缩，紧缩的办法是买二手旧衣。
为购买相机我真是动足了脑筋。我花费很多时间，跑了不少店询问价格，尽量选择质量合意而又价钱适宜的品牌。最后我选了低价镜头的“禄莱”相机，后来使用结果，成像的清晰度差了一些，放大后的相片比较“软”，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离港的前几天，我们向何老太太去辞行，她老人家少不了设家宴饯行。也去舅舅许涤新夫妇那里辞行，他当时是中共在港的领导之一。别的朋友母亲尽量少去惊动他们。香港虽然比国统区安全，但国民党也布下不少眼线，总以少张扬为宜。
我们的冬装和棉被分别装在皮箱和帆布的“马桶包”内，先期运到船上，我们只需轻装等待。过了一二天，告诉我们11月23日下午会有车来接。到了这天傍晚，来了一辆汽车，我们遂向沈谱告别。车行不久，我发觉并非直驶码头，而是绕到了九龙一户人家门口。我们在此下车，从狭窄的楼梯上去，像是个本地工人的家。不料进入门内一看竟有不少熟人已经等候在那里，他们之中有茅盾夫妇、沈志远、侯外庐多位，可谓济济一堂。大家见了面又惊讶又高兴，谁也料想不到会在千里之外的他乡遇到那么多故知。再一想，又觉得这原是在情理之中，大家都向往着奔赴同一个目标嘛。最令人感到意外和有趣的是，适巧在前天或昨日才见过面，甚至一起参加了饯行宴，却谁也不说自己即将离港的计划，这种新奇与诡秘使大家油然又增加一层亲近感，连曾经有过的隔阂也消遁无形，感觉相互间已经是“同志”可以无话不谈，再无需顾忌戒备什么。我想，当时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6 轮船
“华中轮”上，有三十多位民主人士，有几位年轻活跃的人组织文娱晚会。
母亲和我的车绕着街转到一个小码头，那里已有一条小舢舨等候着。连贯换了土布衣裤，俨然工人打扮，招呼我们登上船后，小舢舨随即驶离码头，靠到一艘轮船边，我们从软梯爬上去，同行的人也陆续上来了。
这是一条千吨级的小海轮，属于香港船东，挂着葡萄牙国旗，要经过台湾海峡，目的地说是北方。晚餐八人一桌，坐满八人便开饭。这船上的桌子很特别，桌沿边都镶有一条木档，我估计那是为防止遇风浪时船身摆动盆碗滑落。
为保安全，这条船总共才上三十几个人，除了我们母子俩，还有郭沫若、马叙伦、冯裕芳，致公党的陈其尤，经济学家沈志远，民主人士丘哲、朱明生，民革的许宝驹，史学家翦伯赞、侯外庐，法学家沙千里等。
饭后发给我一张船员证，名字是沈渊，这是我先前在香港用过的，母亲也用了化名。这份证件蓝色油光纸封面，夹层贴着香港拍的照片，制作得比较粗糙。考虑到白天的紧张劳累，饭后让我们都早早安睡。我很快就入睡了，因此对船何时起锚毫无所知。
次日，天尚未大亮，我就起床上了甲板。举目望去，海天相接，淼淼茫茫，不知身在何处。看到海员在忙碌着清洗甲板，我占了会些广东话的便宜，前去搭讪。我询问现在船到了哪里，船员告诉我正在向东驶去，时速约10至12海里。由于这是一条混装船，没有正规客房，仅有少量几间舱房。原是大副、水手长的卧室，临时让出来，照顾郭沫若、马叙伦、冯裕芳等几位长者。多数人睡统舱，男女分开，睡舱里又暗又狭，不适宜聊天。顶层大厅是聚首谈天之所，但只要是风浪平静，大家都到两边甲板去漫步闲谈。
几天之后，船长、大副与我们这批特殊旅客熟悉了。这里面当然还包括我。有时晚餐之后，睡觉尚早，大家并不急于回舱，这时便有沈志远、曹孟君等几位较年轻又活跃的组织文娱晚会。可惜这批人里没有演艺界的成员，只配当个观众，谁也出不了节目。无奈之下，只能搞些大众化的内容不外乎唱些解放区的歌，讲些笑话。这当中，惟独许宝驹先生的京剧清唱很精彩，最受大家欢迎。他身材并不高，但嗓音洪亮，唱的是老生，“秦琼卖马”之类，韵味十足，唱了一段又一段，欲罢难休。直到他的压轴戏结束，大家才回舱休息。
7 插曲
郭沫若看到母亲终日埋头编织的情景，在我的小册子上题诗一首，落款：“同赴光明区域之舟中 郭沫若”。
但是母亲却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打从上船，母亲就在为我的冬衣日夜忙碌着。出发前，她摸摸我买的旧军用衫裤，觉得又薄又不保暖，天气又临近十一月下旬，于是临时买了两磅绒线，广东人叫做“毛冷线”的，带到船上为我赶织毛线衫裤。郭沫若几次从我们舱门口经过，想是看到她终日埋头编织的情景，遂向我要了本小册子，过不多久，笑咪咪地送还给我。我一页页翻过去，直到最末的一页，才发现郭老在上面题了一首诗：
团团毛冷线，船头日夜编。
北行日以远，线编日以短。
化作身上衣，大雪失其寒。
乃知慈母心，胜彼春晖暖。
后面还有附言：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月杪，由香港乘华中轮北上，同行者十余人。广平大姊在舟中日夕为海婴织毛线衣，无一刻稍辍，急成之以备登陆时着用也。因成此章，书奉海婴世兄以为纪念。
郭沫若 十一月廿八日”
就在四天前，我们刚上船，我就请郭老在这个本上题过词。内容是：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先生这两句诗实即新民主主义之人生哲学，毛周诸公均服膺之，愿与海婴世兄共同悬为座右铭，不必求诸远矣。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四日 同赴光明区域之舟中 郭沫若”
我这本纪念册购于香港，是当时流行的款式。它对我来说极为宝贵，至今还保存着。
8 台风
进入台湾海峡，遇到7级台风，很危险，幸而半夜过后，台风转移，安然无事。
船行头天风静浪平，25日将进入台湾海峡的时候，天空暗下来，头顶像被一顶铅色帽子罩住，但见船员们穿着防水衣在忙碌着，捆绑船甲板上的设备。船长也亲临甲板，镇定指挥，并劝告我们赶快回舱，必要还得卧床。台风马上就要来了，行走必然困难，说不定还会呕吐的。我仗着年轻，不甚重视，仍随意观看。不久台风果然来了，风力逐渐增强，若不扶着栏杆绳索，已经难以迈步。到傍晚，风力加强到五、六级，餐厅开晚餐时，仅有少数几位去用饭。但我不晕船，照常上桌吃得有滋有味。只是船只的摇晃度超过了桌子的挡碗木沿，有些高的杯子、碗盏不时从桌沿掉落摔碎。饭后困难地回到房舱，耳听大浪阵阵拍打船体，船的木结构部分发出“轧轧”的呻吟声，我突然觉得这千吨级海轮在劈头盖脑的巨浪下像只飘摇易碎的蛋壳，随时可能粉身碎骨。
将近半夜，风浪趋近七级，为了安全，船需要顶风逆驶，以躲避浪峰和浪谷，这样一来，行进的速度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时速仅有一二海里。可是船的动力又不能开足，避免在海浪峰谷起伏时船体上抬，螺旋桨打空，造成机器损毁。在这种关键时刻，船长的驾驶经验非常重要，相互间的配合丝毫差错不得。但这晚我们所遇的危险还不只是风浪。那是事后船长告诉我的，他说如果那晚的风力再增强一级，这船必须靠岸躲避，硬顶是绝对顶不住的。而这时我们的船正行驶在台湾岛的边缘，即是说只能靠拢到“虎口”上去。幸而半夜过后，台风转移，风浪逐渐减弱，船才得以恢复正常航行，否则结局会怎样，谁也难以预测。
次日清晨，台风已完全过去，海面上一派霞光，好多海鸥紧紧跟随着船尾追逐飞翔，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而美丽，昨夜的风险似乎仅是虚幻梦境。这时各位老人和学者又漫步在甲板上。兴许他们也知道昨夜的险情，但已事过境迁，大家谁也不再提起吧。
9 上岸
终于到达沈阳，大家都松了口气，喜笑颜开，被安排在条件好的铁路宾馆。
接着，连续几天风平浪静。此时船已过了山东，气温渐渐下降，站在甲板上，只觉寒风凛冽，耳朵刺痛。年纪大的，纷纷棉衣上身。也有几位没有穿厚冬衣，或许耐寒力强吧。我提着照相机，许多老先生见了互相招呼，让我替他们在船上留念。这些底片一直保存在我这里，如今六十年已逝，老人们先后归了道山，这些照片该是珍贵的“孤本”了。
正在大家兴致盎然拍照留念时，船上领导来催促大家下舱了。并指着远处有一艘军舰正在向我们驶来，由于距离很远，不易判断旗帜的标识，万一是国民党舰艇，那便会引来麻烦，不如小心为好。不久，军舰渐渐驶近，从望远镜里看清是苏联海军，对方似乎也辨认出我们属于商船，转舵向外洋驶去。遇到苏联军舰说明我们的船已经接近解放区了。这个区域常有苏联军舰巡弋，国民党的舰艇是不敢贸然跑到这里来的。大家都松了口气，心情和踏上了解放区的土地毫无两样，喜笑颜开地哼唱着革命歌曲。
12月3日一早，船已抛锚停泊了一夜。远远可以望见海滩和少数几幢高耸的建筑。领导告诉大家这里已是安东(现丹东)附近的大王岛，让我们等待舢舨接到小码头上岸，那里已有吉普车和大、小汽车在等候，并有交际处的干部及几位领导来迎接。还告诉我们，由于解放战争进展神速，暂时不用去哈尔滨了，可以直接前往沈阳待命。
大王岛等候迎接，也等候小舢舨船运送行李时，大家兴致勃勃地留影一张，人员是：左起翦伯赞、马叙伦、宦乡、郭沫若、陈其尤、许广平、冯裕芳、侯外庐、许宝驹、连贯、沈志远、曹孟君、丘哲和当地领导。
此后两天，我们在赶往沈阳的路上度过。由于气温很低，中途在一家中式皮帽店停车买帽子，每位男士一顶，式样任凭个人喜爱自选，价格不问。不一会，大家挑选结束，各人头上都戴上了新帽子，而店主还在忙碌着，并向郭沫若再三表示歉意。原来这店里竟找不到他能戴的帽子。最后郭老勉强挑了一顶尺码最大的，头的顶部还套不进去，顶在头上明显高出一截。大家不由感叹郭老才学过人，原来他有个硕大的脑袋。这算是路上的一个小插曲吧。
我们一行抵达沈阳，被安排住在铁路宾馆。铁路宾馆是俄式旧建筑，内部开间较大，才腾空不久，其设施条件之好在当地算是首屈一指了。
第一位比我们早入住的是黄振声，他是上海学联代表。不几天，听到楼内熙熙攘攘，空屋子住进多位从大连那边来的贵宾。他们是李济深、蔡廷锴、章伯钧、朱学范、章乃器、彭泽民、谭平山、邓初民、孙起孟、吴茂蓀、阎宝航、洪深、朱明生。又不几天，从苏联绕道而来的李德全和冯玉祥秘书赖亚力抵达，大家纷纷前去慰问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他们脸上尚显露在苏联船上失火而致的烧伤疤痕。最晚到达的是王昆仑和女儿王金陵，据说是到欧洲考察绕道巴黎抵达沈阳。
上篇回顾
昨日文中，周海婴回忆了在形势紧张的上海孤岛时期，母亲许广平“鲁迅夫人”的身份不太安全，在“民主促进会”的安排下，通过陆路经杭州、南昌、长沙、广州等地辗转到香港，在香港休整和等待后，找机会北上。到1948年11月23日，一行三十多位民主人士，登上“华中轮”北上，途中遭遇台风等，所幸于1948年12月3日安全抵达东北解放区，由丹东上岸，后被安排在沈阳居留，住在沈阳铁路宾馆。
10 居沈
铁路宾馆惟一的休闲文娱就是台球室，李济深、沙千里等是台球室的常客。
沈阳铁路宾馆一层餐厅供应一日三餐，布置着许多大圆桌，尺寸大于一般的圆台面。每桌十人，坐满便上菜开饭。早晨，供应北方式的早餐和牛奶。南方人习惯吃的泡饭，这里是看不到的。午、晚餐的质量基本相同，经常有酸菜白肉火锅。考虑到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晚睡的还供应简单的夜宵，有牛奶一杯和随意取食的清蛋糕(即没有甜奶油)。
一日三餐之外，按供给制待遇，不论男女和年龄每人每月发给若干零花钱。那时使用的是东北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三五百元。从当时的经济状况说，这个数目不算少了。有趣的是除了另发毛巾牙膏一类生活日用品，还每人按月供应两条香烟。有的人不吸烟，比如母亲和我也得收下，但可转赠给别人。因为这是供给制的“规定”。
宾馆里有一间四周布满沙发的大会议室，沙发硕大，也许是沙俄时期留下的家具吧。就在这间会议室内，每隔几天就有活动，举行时事报告或民主人士座谈会，也有小范围的学术讲演。
宾馆二楼的侧面，还有一间台球室，这是整个旅馆惟一的休闲文娱室。室内布置了三张球桌，一张“斯诺克”和两张“开伦”(花式台球)球桌。喜欢打台球的常客有李济深、朱学范、沙千里、林一心、赖亚力。李济深只打“开伦”式，往往由林一心陪打。交际处处长管易文偶尔也来陪陪，可以感觉到他是忙里偷闲，也为了不冷落客人，属于统战任务之列。他通过打球可以征询些要求和意见，他谈话水平很高，总是不直接表达意图，而在聊家常和询问健康过程中慢慢传达“上面”的意思。
11 烦恼
在铁路宾馆等待的日子，遭遇了两个烦恼，分别是“唱机事件”和“打枪事件”。
在宾馆等待的日子，虽然安稳而舒适，但时间久了，竟接二连三地发生让我们母子烦恼难堪的事，且让我一一道来。
餐厅里有一架电唱机，时间使用久了，放起来声音挺微弱。交际处的干部不知从哪里得知我会摆弄电器，便来找我修理，希望能放出音乐来好让大家跳跳交谊舞，调剂一下单调的旅居生活。我听了以后，感到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兴冲冲搬回住处，用三用电表检查出这台机器的毛病是电子管老化。这很容易解决，换成新的就行。等到两只管子买来，顾不得已经入夜，我就迫不及待地试放起来。我那时真是年少不懂事，一时心情十分兴奋，又是第一次替公家办事，不自觉地便有了想表现一下自己的心态，为此我把房门敞开着，让优美的旋律在走廊里回荡，心里得意极了。
不料第二天一早，母亲告诉我，昨晚的喧闹影响了周围人的休息，还一直责问到“上头”去了。“上头”的某某将这事告诉民主促进会的王先生(母亲也是民进的领导人之一)，让他再转告我母亲。我连忙把修好的电唱机送回餐厅，内心却深感委屈。
“唱机事件”之后不久，我又闯了更大的“祸”，事情是这样的：我那时虽已年龄十九，实际还是个好动爱玩的学生。旅馆等待的日子很枯燥，同来的又都是大人，一天下午，有个朝鲜族和一个东北籍的战士，陪我去沈阳著名的北陵游玩，据说那是早期清代的皇陵。进入北陵，发现除了我们三个，周围毫无人迹，颇感荒芜，逛了一会儿就兴味索然了。这时那个朝鲜族战士说，好久没打枪了，打几枪过过瘾，拔出卜壳枪来便推上膛打了两发。另一个也跟着用他自己的左轮枪开了两响，之后问我要不要试试？我不假思索，拿过朝鲜族战士的左轮打了两发。刚射击完往回走，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包抄过来，立刻缴了那两个战土的枪，把我们押到附近一个营部。两个战土之一悄悄对我说，只要承认打枪是你发起的，一切都会平安无事。我就按他说的在营部“交待”了来龙去脉。
到傍晚，交际处派来干部和吉普车接我们回去。当我步入饭厅，立即受到众人的“注目礼”，并听到窃窃低语：“回来了，那就好了！”好似我是一个受了宽大释放的犯人。不用说，这事让母亲尴尬。人们一定在想，鲁迅的儿子怎么能这样？此时此地，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第二天，我遵照母亲的训导，低着头去向领导认错请罪。但我还没把预先拟好的“认罪词”说完，那位领导就哈哈大笑起来，连声说：“你没事，你没事，那两个战士已经坦白了，是他们让你试枪的。”当然，这使我又一次尴尬，因为我听了那战士的话，说了谎。这事件的真相总算弄清楚了，错不在我，我是受了那战土的怂恿。只是，我不知道别人是否都听到解释，后来又是怎样想的。
1948年12月，作者周海婴在沈阳铁路宾馆修理电唱机。
1949年2月，北京永定门所见被释放的国民党军队士兵。
12 误解
在一次欢迎民主人士大会上，遭遇了不可言说的“尴尬”和“误解”，至今难忘。
有了这两次教训，母亲再三叮嘱我，切勿忘乎所以，言谈举止一切都得小心谨慎，并关照说，凡有外出参观活动，老老实实跟在队伍后面，切勿乱跑，我就问：“那我跟在哪些人后面妥当？”母亲思索了一下说：“这样吧，你跟在茅盾夫人孔德沚婶婶后面，就不会出差错了。”从此我牢牢记住这句话。
几天之后，正逢市里举行欢迎民主人士抵达沈阳的大会，我也同队去了。那是一个剧场，里边坐满了人，留下前面第一排让贵宾落座，我也忝列末座。过了一会儿，台上招呼贵宾从舞台左边的小梯上去，于是以郭老为首，大家鱼贯而上。那么我怎么办呢？渐渐的，大部分人都上台去了，最后轮到茅盾夫人孔德沚登上梯子，她回头盯着我，紧张地挥着手招呼：“快走！等什么，还不走呀！”就在这一刹那间，我想：不上去怕不好吧，会显得自己孤傲和不合群；再说母亲关照我要跟着孔德芷婶婶行动，就这样，我最后一个上了舞台。
等到台上把每一位来宾介绍完毕，请他们都集中到台中央，再回头一看，台边上怎么还多出一个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显得那么突出。我想此时不光是会议的主持者，连剧场里的与会者也一定惊诧不已，怎么会忽地多出一个人来？看到主持人朝我一愣，我心里也不由一激灵，知道坏了，他们根本没安排我上台，我跟错了。正在我进退两难之际，主持人想了一下，把我让到身旁，介绍说这是谁谁的儿子，没想到，他的话音刚落，下面的掌声似乎比前一个还响亮些。但我的背上一时如有万根芒刺在戳，我生平头一回体会到，这“乞讨”来的掌声是什么滋味。果然第二天闲话来了，而且是冲着母亲的，说什么许广平为了想把儿子培养成政治家，竟用这种手段把他塞到台上去亮相云云。
那么对于我的前程，母亲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她真的要把儿子引向仕途上去吗?就在前不久，即这一年的12月1日，在我们所乘的海轮驶向解放区途中，她在我的纪念册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照旧俗，中国古礼，男子二十曰冠，算是成人的年龄了。现在，就这弱冠期中，我把你送到新的社会，新的大中国摇篮中，使你从这里长大，生息，学习，坚壮，以至于得贡献其涓滴。以毋负抚育之深意，是所至盼！
海儿览 母亲 于舟中 1.12.1948
母亲还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我把你交给党！”我想，上述的题词便是她对于我的期望，她只要我能够健康成长，为新社会“贡献涓滴”而无其他。但人们的误解———我只能用“误解”这个词，竟是那么强烈。
13 参观
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在沈阳逗留的民主人士，在东北解放区各地参观学习。
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就有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他们之中有蔡廷锴、李济深、王昆仑、章伯钧、章乃器、朱学范，彭泽民、谭平山、邓初民、孙起孟、阎宝航、吴茂荪、洪深、朱明生等知名人士。还有一位仅比我年长一岁的王金陵，她是王昆仑的女儿。
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到达后，向大家详细叙述了冯将军死难的经过，使众人听了很感悲痛和疑惑。她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为怕影响中苏关系，只得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所以大家听了也都不便表示什么。
住在宾馆里这许多知名人士，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党中央提出的由李富春同志传达的为准备召开新政协的征询意见。平时则在各自的房间里看书读报，或相互串门聊天，或到文娱室玩扑克，如桥牌、百分、拱猪等。喜欢桥牌的往往是这几位：朱学范、沙千里、章乃器、赖亚力，他们的年纪都在四十岁左右。有时李济深将军也去参加，大家都自觉对老者“放水”情让一步，使他高兴高兴。我有时不识相，仗着自己年纪最轻，记忆力强，出过的牌都记得，偶尔不客气咬住不放，让李老多“下”，做不成局。他的秘书林一心在旁观战，也许心中有点着急吧，可是在这种游戏场合，亦不便明显地表示什么。
按照上面的意思，这一大批民主人士，原打算请他们到哈尔滨住上一阵，待平津解放，大军渡江后再图南下。可是形势发展很快，只不过两个月时间，解放战争已势如破竹，四平一战，又解放了长春，平津已是指日可得，也许开春便可以去北平，不需要转到哈尔滨再去等候了。因此，把北上的计划改为到吉林、长春、抚顺、鞍山、小丰满、哈尔滨这些地方去参观学习。对这次活动，我本来有过一些简单的记录。但“文革”开始后，这些笔记都被我付之一炬。手头有一页保留下来的日程，姑且抄录如下：
2月11日，出发参观，午抵抚顺煤矿，一天。
12日小丰满，下午到吉林
13日，长春
14日，哈尔滨，住马迪尔饭店———四天
18日，火车返回沈阳，已午后。
14 萧军
在哈尔滨参观期间，父亲的朋友萧军来访，谈及“文化报事件”，无奈。
我至今记忆犹深的是住在哈尔滨马迪尔饭店时，父亲的青年朋友萧军来探望。他带来一叠自己编的《文化报》和合订本给母亲看。就在那年(1948年)秋，他为“文化报事件”受到了公开的批判。他创办的鲁迅文化出版社也被停业交公。这些事，母亲抵达东北时已略有所闻，因当时讲述者回避闪烁，语焉不详，这事究竟如何，她并不清楚。
萧军造访的目的，看得出是要向母亲一吐胸中的郁闷，谈谈整个事件的原委。但我们刚到解放区，这事件又实在太复杂，一时半刻难以弄清。再说停办《文化报》是东北局文化方面领导的决定，萧军的党员朋友为此也纷纷与他“划清界限”，母亲自然也很难表示什么。也许萧军对她的回应不满意，也就告辞而去。其实母亲在听到这事件之后，也曾百感交集。奈何她爱莫能助，什么事也做不了，况且自身在版税问题上又正被误解，各种风言风语如影随形，久久挥之不去，使她百口莫辩，哪里还管得了别人的事？
哈尔滨等地的参观学习完毕，仍坐火车转回沈阳的原住地饭店。交际处领导告诉大家，为了准备到北平，可以订做些简易的木箱，数量多少不论，每人按需提出。我们这一批人除了零用钱买的杂七杂八之外，行李确实增加不少。公家发的有每人订做的皮大衣一件，日本土兵穿的厚绒线衣裤一套，俄国式的长绒羊毛毡一条，美国军用睡袋一只。仅仅这些物品就足够塞满一只大木箱。以至于后来一只只大木箱在走廊里排列成行，蔚为壮观。
15 北平
1949年2月25日，民主人士乘坐的专列抵达北平，母亲和我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
1949年2月2日，即北平宣布和平解放的第二天，56位民主人土共同签署的庆祝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贺电发表。一个多月前开始的，由赖亚力授课、李德全担任助手的俄语入门学习班(将近有十个学生)，因大家忙于准备起程，也宣布结业。
民主人士从沈阳到北京，据我看到的材料；没有提到邓颖超代表周恩来专程到沈阳接民主人士到北京的资料。而在我的底片里，有她在南行火车餐厅致欢迎词的底片，虽然不甚清晰，判断人物绝无问题。
火车在永定门站，暂时等待。看到被释放的国民党士兵，漫散地步行，可见咱们的解放军宽大政策。
2月25日，民主人士乘的专列抵达北平。列车将要抵达前门车站时，只见铁路两旁的屋顶，每隔十米都有持枪战士守卫，可见安全保卫工作之严密。进站后，大家被直接送到北京饭店，也就是现在夹在新造的北京饭店中间的老楼。母亲和我被安排住在三楼。
几天后，叔叔周建人全家也到了北平，与我们住在一起。他们是从上海乘船到天津，先在西柏坡的李家庄停留，等待北平解放。还有许多老朋友如柳亚子、马寅初、王任叔、胡愈之、郑振铎、萨空了、沈体兰、张志让、艾寒松、徐迈进等等，也都在北京饭店晤面，开饭时济济一堂，十分热闹。王任叔带了他已当了解放军炮兵的长子王克宁来看望我们。我们两家在上海本来住得挺近，母亲被日寇抓捕遭难时，我又在他家躲藏住过，因此相见倍感亲切，在一起合影留念。可惜的是，才过了半年，王克宁就病逝了。
据统计，从1948年8月到第二年的8月，整整一个年头里，秘密经过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约有350人，其中119人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母亲被选为全国妇联筹委会常委，3月24日代表国统区任正团长，参加第一届全国妇联代表大会，任主席团成员。后被选为妇联执行委员。到9月又参加了政协会议，任政协委员。十月又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从此定居北京。我呢，只在北京饭店住了几天，就到河北正定去，进了当时为革命青年开办的华北大学，编入政训第31班，参加为期三个多月的学习。我全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16 尾声
时光飞逝，转眼六十年过去了。回忆那段往事，实在是件很有意义、值得玩味的事。
最后想说两件事，一是，出发前母亲一直担心我耐不住北方的严寒，为此一路上总是忧心忡忡。没想到船一进入东北地区，那长久折磨我的胸闷气急突然变得松快了。原来这里的干燥气候，使我过敏的根源一扫而光，以致我的哮喘病终于获得“解放”———一齐消失了。
二是，据史料记载，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母亲代表民主人士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毛泽东听了非常支持，当即表态：“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从1950年起，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由此可以看出，母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的设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这段航程画下了完美的句点。
时光飞逝，转眼六十年过去了。在我们的祖国六十岁生日之际，重新回忆这段对我而言历历在目、对于更多人来说颇感神秘的历史，看着我那时拍下的一张张“孤证”照片，实在是件很有意义、值得玩味的事。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先自由、解放，才能够探索。惟有摆脱一切知识、理论、成见等执着，才能够洞见真实。
2009.8.1修订 时年80岁 □文/图 周海婴
